王小凡

王小凡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1年底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读研究生，1982年赴美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成为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助理教授，1998年成为终身教授，2003年成为正教授，2009 年成为讲席教授。首先克隆了在癌症发生和生物发育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的TGF-βII型和III型受体，主要从事TGF-β信号转导及该通路在癌症中作用机制的研究，包括阐明特定的microRNA分子和分泌蛋白作为TGF-β信号转导的中间载体而影响肿瘤微环境的分子机制。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的经历和77级、78级的大学生相似，经历了不少曲折。邓小平同志决策恢复高考，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成为我们命运的转折点。

回忆40年前的高考，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意义。

小学没毕业，奋起直追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生，1961年进入我母亲工作单位所属的子弟学校上学。1967年“文革”闹得很厉害，学校停课了，那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没想到的是，之后我再没有机会读小学及中学了。

我从小爱看书。记得我母亲给我买过一套六七十册的历史小丛书，那些知识到现在都让我受益匪浅。那时我还对地理、国际时事有兴趣，能背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首都。

1969年，我母亲的单位从乌鲁木齐搬到河南南部山区，进行“三线建设”。新厂名为石油工业部第二石油机械厂（以下简称二机厂），建在南阳市镇平县遮山镇的五岔沟，当时属于柳泉铺公社。我先在工厂当了临时工，后来上面有规定，我们这些职工子弟不能直接进厂，要和南阳地区其他的三线厂对招，于是我便去了一家三线厂当学徒工。

没想到三个月后，我母亲所在单位来函，说有人检举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厂里说不能留我在工厂工作了，于是我母亲只好来接我回家。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来函去函查询，河南省有关部门才下通知纠错。

1972年6月，我转为正式工人。这时二机厂基本建好，准备生产，买来了机床等设备。厂里派年轻的学徒工去位于宝鸡市的石油部第一机械厂学习开机床，我也在其中。我年龄最小，一起去的工人有不少“老三届”学生。

我没学过中学数学，一开始学习开机床就遇到了困难。我决定从头开始学数学，从一位叫曹小林的朋友那里借来了小学六年级以及初中的数学课本自学。在宝鸡的一年，我自学完了初中数学，同时还看了很多机械方面的书，有问题就向工程师、技术员请教。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做一名好工人，争取当一个技术革新能手。

回到二机厂后不久，全厂工人大考核。考试内容包括两项，一是笔试，二是实际操作。结果，我是我们车间唯一得双百分的。大家都很吃惊，五六百人的车间有不少高中生，怎么我这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人竟比高中生还强。之后，厂里从几千名工人中选出10人发给产品免检证，我们车间就选上我一人。虽然政治上我没有优势，但由于工作努力，领导们都对我很认可，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工厂我还有一个改变，我原本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尤其是当众发言，这是我的短板。于是我一有机会就慢慢改变自己，比如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厂广播站邀请我去读一些稿子，开始是硬着头皮对着扩音器说话，后来还和女广播员配合一问一答学习中央文件。我是磨工班的班长，那时的誓师大会特别多，每次都要发言。我也主动参与做一些事，后来被选为车间工会主席。这些改变对我之后的工作、生活都非常有益。

在工厂的日子也是快乐的。车间里的同事都叫我“百事通”，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因为我的答案基本是对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在乌鲁木齐时，我父母工资比较高，生活无忧。从15岁到23岁，有了不同的经历，对我个人的成长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一个人身处逆境，不能什么都不做，不能垮下来。

自学数理化，两度冲刺

1977年夏天，母亲从北京出差回来，我到南阳车站去接她。一见到我，她就对我说，要高考了。

我很兴奋，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之前因出身问题一直没被推荐上大学。虽然高兴，但也知道，自己除了自学过初中数学，物理、化学都没有学过，都需要从头学起。

我当时还担着班长、车间工会主席等职，所以只能挤时间学习。因此，每天上下班，从车间到家里要往返四趟，走路15分钟，我就边走路边看化学，从初中到高中的知识都是这样学出来的，晚上再做做题。物理也没学过，不过我很快就学进去了，觉得很有意思。

毕竟时间不太充裕，三四个月的时间要把初中、高中数理化的课程都吃透不容易。

记得1977年12月高考的那天特别冷，我们在镇平县一中考试，考后，感觉很多题做得不太顺利。高考成绩发榜时，我们厂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过了分数线。但这分数上不了重点大学，我决定重考，因为当时已公布半年后会有第二次高考，而我有信心下次能考得更好。

之后半年，我更加刻苦了。当时我们家的房子特别小，我母亲请人帮忙在房子边上加盖了一间小屋子，就我一个人住，一张床，一张桌子，晚上我可以安静地看书，但屋子的墙比较薄，冬天非常冷。屋子旁边是去厂里洗澡堂的必经路，从早到晚都人来人往。多少年后还有人记得，这个屋子的灯到后半夜都是亮着的。

和1977年各省出题不一样，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且规定报考重点大学的要考英语。我补了数、理、化，但英语一点也没学过，只能硬着头皮考。考场仍在镇平县一中。考英语时，我看明白了是做选择题，就每道题都划了个A，结果得了9分。

没多久，成绩就出来了，我的总分是365分，考得最好的是化学，88分，第二是政治，82分，数学和物理都是70多分。但语文分数和我估计相差很大，就要求查分。当时全厂只有我一个人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厂里很重视，找了南阳市教育局，查后发现我的语文果然少记了20分。纠错成绩恢复后，我这次高考总分是385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0多分，觉得上重点大学问题不大。

报志愿时我母亲恰巧去新疆探亲，高考志愿是我自己报的。我在工厂里当了8年工人，当时许多人热心出主意，让我报考南京工学院或者北京工业学院，而我一个在三线厂工作的朋友也报了北京工业学院。但我清楚自己一直对生命现象感兴趣，多年来订的杂志也是与之相关的，还和厂里的医生很熟悉，经常问他们一些医学问题。我想还是要跟着自己兴趣走，最后决定填报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

当时我们五千多工人的工厂加上职工子女，就我一人考上了重点大学。

大学争朝夕，扬长补短

走出武昌火车站后，我们在武汉大学的接待牌下集中，大家都挺兴奋，互相交流后得知有8个人是生物系同学。等接车的时间比较长，到学校时，天都黑了。

武汉大学是依山而建的，我们住的是老斋舍，旁边是樱花大道，有很多台阶。我们爬了大坡，又上台阶，到宿舍后个个都气喘吁吁。

第一天在学校的情形我记得特别清楚。先到学校食堂买饭，食堂工作人员给了三勺，一勺米饭，一勺是红菜苔——此前没吃过，还有一个炒肉的菜。饭后，来自天南海北的宿舍同学聊天聊到很晚。那天我没有支蚊帐，结果那一夜我领教了武汉蚊子的厉害。

由于我经历丰富，一到学校就被任命为学生干部，负责整个78级工作。两年后成为校学生会第一副主席。这些学生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锻炼，让我能够学会同时做很多事，做事效率更高。

大学生活很让人留恋，也有许多好玩的事。记得开学没多久的一次英语课，有一位叫陈建柱的同学（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当教授），是湖北黄梅人，他把5月的英文读念成“me”，当时大家都愣了，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黄梅人说黄梅时是“黄me”，他读英文时带了地方口音。还有，我的体育向来不好，考跳高时我怎么也跳不过，后来4个同学把我扔过去，算过了。

对于学习，总体上我感觉比较轻松，我习惯先浏览一下课的内容，上课时就会有更多思考，不拘泥于老师所讲的。武汉大学的许多教授都很好，如教《普通生物学》的熊老师，让我们对各种生物现象很感兴趣。我在听课的过程中感觉应该读一些进化论方面的书，就在业余时间读了《物种起源》，那时没有开这门课。

我们都喜欢到图书馆看书。我有一个习惯，看完一个章节就要活动一下。我的夫人董欣年是我同系同学，她后来对我说，那时和你不熟，觉得你很奇怪，在图书馆坐个20分钟就要出去溜一圈。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刚进大学时，我们英文总体都不够好，英语高考成绩全班只有8人及格，最高的80多分，程度相差比较大。英语课老师是年轻的戴定芳老师，第一次英语课是考查，要根据大家程度不同分为快班和慢班。她读了一段课文让大家写，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问了同宿舍的黄永强，他是华侨，高考英语考了70多分，才知道戴老师读的是什么。不用说，我被分在了慢班。我当时想，英语是重要的，要努力学好，就给自己定规矩，每天早上6点起来背英文单词，假期就读英文原著。两年后，我的英语和班上最好的同学差不多了。没想到，一年半后，留学考试还用上了。

之所以要谈谈英语学习这件事，我是想说，人的一生中很难预料大的环境变化，将来会需要什么，在意识到自己哪些方面是短板后，有机会能补上就补上。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的长项是什么，最终是扬长，将长项发挥到极致。

三年修满分，决战CUSBEA

我在大学里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赶上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吴瑞先生创建的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考试，该项目比李政道先生创建的物理项目晚一年。

我能参加这次考试得益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倡导的学分制改革。当时，我除了修满每学年规定的课程之外，还会多修一两门77级的课，到1981年夏天，我已学满学校规定的140个学分。

那时77级同学在报考研究生，有同学建议我也去报考。我就去找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童懋玲，问她学分制有没有可能体现出来其优越性，例如允许修满学分的同学报考研究生？她说我这个问题提得好，她将在几天后的校务会上提出来讨论。过了几天，学校出了通知，允许修满学分的同学报考研究生，全校78级共有6人修满了学分，最后批准4人参加考试。

当时，我已没多少准备时间，只能靠平时的基础。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所）分子生物学专业，要考六门，除了英语、政治，还有普通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专业。

从考场出来，路上遇到教生化课的朱汝藩教授，她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她说，“你是我今天碰到的第一个说还可以的人。其他人都说考砸了”。

有意思的是，政治我没特意复习，但考了92分，估计这和我平时做学生会工作有关。英语也不错，考了86分。后来到北京才知道，我在北京地区2万多名考生中以平均科目89.5的分数考了第一名。

CUSBEA的报考对象是已考上研究生的学生，英文80分以上，专业成绩好。遗传所便推荐了我。

记得CUSBEA考试考了两天，和国内考试不一样，一是考题量非常大，有34页纸，目的是拉开距离，二是考题多是分析型的，非记忆题。有一道35分的题非常难，被我做出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道题只有我一个人做出来了。我考了第一，可能也和做出这道题有关。

笔试过后是面试，有60多人参加，是哈佛大学一对教授夫妇面试的。我一点也不会口语，为此还专门练习了两天。好在他们只问了一些日常用语。没有意外，我通过了CUSBEA，被推荐到美国留学。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是有心人，不同的阶段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比如，我在工厂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改变了我害羞的毛病；学会了很多社会运转的方式、过程；学习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让我在大学时能做好学生会工作。英语学习也说明这点，如果一开始我不把英文学好，谁能想到几年后会有出国的机会，这都是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常对年轻人说，要珍惜人生的每个阶段，尤其是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不要只是关心你的朋友买了什么，去哪儿旅游了，要好好珍惜机会，时间是自己的。

（本报记者温新红采访整理）

▲王小凡（中）与博士生

▲王小凡研究生考试的证书

▲1981年大学同学合影（王小凡在后排最右边）

《中国科学报》 (2018-11-02 第5版 文化)